海纳百川自成一派的成都茶馆文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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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而据《成都茶馆——一市居民半茶客》中描述，南风”茶楼、“濯江”茶馆之地也是新闻记者云集之地，他们在那里写稿、养神、交换信息，制作舆论，

而据《成都茶馆——一市居民半茶客》中描述，南风”茶楼、“濯江”茶馆之地也是新闻记者云集之地，他们在那里写稿、养神、交换信息，制作舆论， 甚至编辑直接把他们约到大慈寺喝茶，以确定各自的分工，写稿内容。这也一种体悟，记者在幽静、自在的茶馆体悟事件背后的本质，以进行对事件真相的披露与揭示。

当然，除了知识分子的创作体悟，茶馆更多的是让普通大众通过各种娱乐形式，在这里进行的自觉的文化体悟。“一直等说书人把惊堂木往桌上一拍，茶馆这才静了下来”⑦。平民大众通过观看清音、相声、评书、金钱板等地方戏表演来接受历史、文学、传统价值观的熏陶，这些娱乐形式十分大众化，老少妇孺都可接受，在观览完这些戏曲之后，人们通过自我体悟，也开始思考善恶之分，好坏之别，什么事可行，什么事不可为，以及如何行事等等形而上的问题。“听到善恶忠奸的地方，真能眼泪鼻涕，喜怒哀乐，一时千姿万态俱作”⑧。甚至引据茶馆中听来的戏曲内容来检验自我，论证事件，教训晚辈，通过在茶馆的体悟，他们不断提升着人生境界。

据此可见，成都茶馆文化深受禅茶一味的饮茶体悟的影响，与禅宗追求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本质密切相关，成都茶馆也在它的不断熏陶中，加深了茶馆文化的内涵与价值。

五、墨家的侠义道德

侠义道德是墨家道德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墨家和墨学至秦汉时期已然衰落，但侠义道德的观念对此后的中国社会仍然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尤其是体现在近代清末民初的社会动荡时期， 在四川兴盛起了一个庞大的互助、 自保组织——袍哥。 墨家成员与袍哥成员结构相似，多为小生产者、农民、游民等底层人民，袍哥信仰也深受墨家文化影响，信奉“义字当先”，好打抱不平、替天行道。而该时期的茶馆多为袍哥建立的码头，受袍哥的直接保护，与袍哥有着紧密的联系。袍哥组织的融入，也为成都茶馆文化注入了独特的侠义精神。

“袍哥利用茶馆开展各种活动,袍哥的‘龙头大爷’在茶馆召开会议、举行仪式、欢迎访客、惩罚违规的成员等。在中元节、团圆会、关帝会等都有庆祝活动。此外,有的公口每三五天召集成员在茶馆议事, 由于提供免费茶水, 所以参加者踊跃,此活动称之为‘茶哨’。”⑨袍哥通过茶馆来组织帮派中的活动，以保持其严密的组织性与规章制度，这与墨家严格的统一组织十分相似。

“在成都,人们之间有了冲突,一般不是上法庭,而是到茶馆评理和调解,称之为‘吃讲茶’,或‘茶馆讲理’, 这样茶馆成为一个解决纠纷之地。袍哥在‘吃讲茶’活动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袍哥经常被请去作调解人,茶馆也被用作解决他们自己内部纠纷之地。一般程序是:冲突双方将邀请一个地方有声望的中人进行调解,先由双方陈述自己的理由,然后由中人进行裁判,错方将付茶钱,而且向对方道歉”⑨。“吃讲茶”是袍哥奉行其侠义道德的具体体现， 他们自觉充当民间法官，依据事理，判断当事者对错，是对当时黑暗无道，奸诈剥削的现实社会的反抗，体现了他们替天行道、打抱不平的侠义精神。对于“吃讲茶”活动，历史学家王笛也提出了他的个人推测：“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个自发社会调解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造成更多的麻烦,那怎么可能经久不衰呢?”［1］(P345)由此，我们可以尝试推断出“吃讲茶”活动其实具有一定的稳定社会的作用和行为公正性。

发展到现在，袍哥这种“民间法官”当然早已消失，但墨家的古道热肠的侠义精神其实仍在茶馆延续。 陈家祠堂被改造为茶馆已经二十年了，茶馆老板经风历雨， 但对那次闹事还记忆犹新。喝醉酒的老赖一定要让老人让座，双方爆发了口角之争，她过去尝试劝解，但作用微乎其微，言语之间，醉酒老赖居然动起手来，打到了老人头上。旁边茶客立马应声而动， 群起而将他按在地上。“要是在街上，那还不得躲得远远的？”老板娘如是感慨， 但这应属特殊情况。 平常茶馆一般是：“大家相互帮助， 你帮我提下水， 我给你搬把椅子，这才是茶馆嘛。”观音阁老板李强谈到茶馆时如是说道。这种侠义精神更多地从依靠强大的他者转变为大众之间的行侠仗义、互帮互助，变成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相互协助。

五、结语

成都茶馆历史悠久而广泛存在，在不断的历史演变中，悄然形成了独树一帜、包罗万象的茶馆文化，但纵观学术界专著、专论，对茶馆文化本身的研究是明显不足的，他们多注重实际层面茶馆的再开发与保护，却忽视了精神层面上对其文化的研究和总结， 成都现代茶馆建造固然有型，却失却其神。

文章来源：《大众投资指南》 网址: http://www.dztzznzzs.cn/qikandaodu/2021/0303/6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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