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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艺民族形式与抒情的重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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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宣言》受到了弗洛伊德的启示，认为人们的内心深处蕴藏某些非凡的力量，神秘的梦境与文学写作如出一辙(布勒东240—262)；不久之后，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论现代小说》之中描述了堆积在内心的无数琐屑的或者奇异的印象，在她看来，作家的责任是“揭示内心火焰的闪光”(伍尔夫9)。萨洛特《怀疑的时代》肯定了乔伊斯、普鲁斯特和弗洛伊德，“了解内心独白中一点不外露的秘密细流和心理活动的无限丰富，还有无意识这个几乎尚未开拓的广阔领域”(萨洛特33)。塑造人物已经不是现代小说的义务，再现人物的心理构成了文学的前沿，她把人物的心理形容为“一种如血液似的无名物质”，“一种既无名称又无轮廓的稠液”(39)。这些观点来源不一，视角各异，但是，作为共享的背景，现代主义促进了这些观点的相互激发。内心世界闪烁不定，波动的意识似水长流，批评家专门考察了不无极端的内心世界叙述——“意识流”，诸如内心独白、内心分析、感官印象，等等。(弗里德曼515—536)在更大范围内，所谓的内省倾向深刻地改造了文学形式——例如，小说出现了两方面意味深长的改变：

在某些最重要的作家笔下，小说中自我剖析的描写手法显著增加；对于结构和构思策略的着迷也在增长，小说骤然变得更富于“诗意化”，因为它变得更为关注文本与形式的精确，对于散文作为大众文体的松散性越来越感到不安。这一切都导致了写作技巧的彻底革命和对于形式的高度重视；其后果至今仍在这两个方面对我们产生影响。一方面是在写小说时，刻意追求形式完美，语言灵活和构思巧妙，而不依赖于连接性和模仿；另一方面是暴露内在的晦涩和属于同一现象的艺术危机，这与一个艺术和历史的根本问题有关，即如何通过词语的有效排列来理解现实本身，并使得这一小说的传统素材显得更为可信。(弗莱彻布雷德伯里367)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显然是一批作家的理论后援。尽管许多作家并未详细地研习精神分析学的复杂体系，但是，以“无意识”概念为轴心的深度心理学为文学带来了巨大的启示。一个切近同时又无法目视的巨大领域出现了，文学深为兴趣——这个领域或许包含了涉及性格的诸多奥秘。本我与超我，恋母情结，阉割恐惧，弑父与压抑体系，无意识如同冰山大部分隐在水面之下，弗洛伊德对于心理结构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真实”的标准。由于心理真实的再现如此困难，以至于许多人忽略了另一个问题：何种意义的“真实”——这种真实是历史文化的产物，还是来自生理结构？

在通常的意义上，文学关注的是前者，后者更多地托付给另一些学科，例如医学，或者生物学。如果弗洛伊德描述的心理结构如同身体的生理器官始终不变，那么，如此伟大的发现一次就够了。这种发现很快会逸出文学与历史的视野，转向身体认知与疾病诊疗的依据。事实上，文学对于内心世界的再现往往包含一个隐蔽的承诺：作家注视的是一个与社会历史保持对话的心灵。社会历史塑造了这个心灵，而且，这种塑造从未止歇；另一方面，心灵同时加入了社会历史的延续与再生产。因此，内心世界与社会历史形成一个文化有机体。即使作家根据内心世界的特殊逻辑组织镜像式的意识连续体，内心世界与社会历史的互动仍然是不可放弃的前提。这是文学活力长盛不衰的原因——包括文学形式的持续演变。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坚定卫士，卢卡契并不满意现代主义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对话方式。卢卡契认为，内心世界与社会历史无法纳入同一个频道——他对乔伊斯的杰作《尤利西斯》的批评是：“这些感觉和记忆材料不断振动的形态，及其强大力场——但是无目的、无方向——所引出的却是一种静态的史诗结构，这反映出一种信念，认为事物的性质基本是静态的。”(卢卡契138)在他看来，文学再现的社会历史必须具有“远景透视”(153)。不无反讽的是，卢卡契“远景透视”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已经落空，他甚至无法预料自己的政治境遇。另一方面，抒情抛出的问题是，文学视野之中的社会历史是否只有一种存在方式？能否聚焦一种微型景观：社会历史的沉淀物如何与所谓的“自我”形成复杂的化合？

作为一个古老的文学概念，“史诗”享有崇高的威望。然而，这个概念不再专门指称文学史上曾经出现的某种文类，而是象征性地泛指文学对于历史独特而深刻的展示。当“现代性”构成了历史描述的一个关键概念之后，哪些开拓性的文学形式有助于探索隐伏于表象之下的新型的历史可能？这是“史诗”概念遭遇的挑战。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这个问题时刻敲击着文学的神经。一些不甘平庸的作家拒绝心安理得地享用种种现成结论，“抒情”及其拥有的文学形式再度获得提名。当然，理论的考察接踵而至，大众、民族形式、小资产阶级或者中产阶级构成了理论考察之中令人瞩目的争论漩涡。无论哪些结论赢得认可，这是一个共同接受的前提：回溯抒情、内心世界、文学形式之间的曲折脉络，真正的意图并非重返文学史，而是搜集、汇聚与开拓未来的文学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