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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艺民族形式与抒情的重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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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显然更为适合戏剧或者小说的叙事分析。人物的持续行动组成了情节，众多角色的戏剧性冲突如同压缩版的历史图景。错综纠缠的社会关系之网内部，“典型”犹如汇聚种种线索的网结。然而，抒情无法构成如此完整的图景。零散的情绪与哲思片断常常来自突如其来的感兴，或者来自某种景象或者意象的临时感召。抒情具有很大的即兴成分，起伏飘忽，强弱不均。一些批评家使用“典型情绪”的概念作为衡量的依据，但是，这种仿造并不成功。严格地说，“典型”指的是各种社会关系塑造的特殊性格，人物的行动再度巩固了这些社会关系。然而，人物的内心波动远比行动密集，各种情绪与哲思并非源于稳定的社会关系。相对于纷杂的内心，社会关系之网的网眼太大。一个盖世英雄可能出现迷惘的一刻，一个弱者可能产生壮怀激烈的一瞬，一个吝啬的守财奴或许闪过悲天悯人的短暂一念，一个凶残的刽子手或者曾经涌出一阵感伤……总之，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经济利益的决定性作用显现于相对完整的历史段落以及人生段落，心弦的奇妙拨动来自更为灵巧的指尖。人们可能争辩说，“诗史”的概念表明，抒情也能抵达历史。然而，如果将“诗史”解释为以诗的语言记录历史，那么，这仅仅是流行于诗人内部的衡量准则。展示开阔的历史景象，小说与抒情诗不可同日而语。

这并非证明，内心的种种波动来自某一个神秘的渊薮。相反，大部分内心波动可以溯源于社会历史的酿造——只不过社会学提供的分析概念无法描述半径如此之短的曲线弧度。许多时候，批评家使用“大我”与“小我”来分辨抒情的不同性质。“大我”通常指民族、国家、社会共有的悲欢，“小我”意味着一己私情。强大的诗人抒放“大我”之豪情而捐弃“小我”之哀愁。然而，强烈明朗的感情往往彼此相似，幽怨怅惘各有各的原因。事实上，口号与标语——另一种激烈的抒情形式——可以承担相当一部分集体感情，音色洪亮，音量充沛。然而，诗学的修辞体系如此复杂曲折，以至于那些强烈明朗的感情时常显得多余乃至累赘。强烈明朗往往迹近于单调，幽怨惆怅通常显示出复杂的路径。文学史的统计显示，吟咏凄凉孤寂、感叹身世飘零的名篇数量远远超过了壮美激昂、乐观积极的欢声笑语。因此，仿造韩愈的名言可以认为：壮阔之辞难工，愁苦之音易好。如同许多人指出的那样，毛泽东诗词慷慨豪迈，气宇轩昂，“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然而，大多数诗人无法同时拥有远大的革命襟怀与杰出的文学才能，如此雄浑的抒情形象寥寥无几。如果说，许多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度”以及多愁善感、纤细忧伤可以追溯至小资产阶级文化——如果说，他们的成长与成熟沉浸于知识造就的想象而远离田野或者厂房那些质朴的大众，那么，孤独的冥想、体验乃至灵魂拷问带来的抒情往往是徘徊于一个小圈子的“小我”。

那些无法纳入史诗传统的抒情具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如鲠在喉。很长一段时间内，文学批评仅仅赋予一个草率的否决：“向隅而泣”的小资产阶级悲观主义令人鄙视。尽管如此，这种抒情屡禁不绝，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朦胧诗”。“朦胧诗”的诗学修辞深奥艰涩，抒情的独异性质是一个重要原因。众多“朦胧诗”的抒情无法重叠或者化约为一个普遍的形象。文学批评曾经在另一个意义上阐述“朦胧诗”与历史的联系——“新的美学原则崛起”表明，一种与众不同的美学观念正在进入社会视野，悄悄地掀开了历史的一角。迄今为止，“朦胧诗”已经获得了文学史的肯定，然而，隐秘的理论困惑仍然悬而未决：从外部世界转入内心，抒情始终包含令人不安的美学倾向。

相对于抒情诗的伤春悲秋，更为意味深长的表征是，叙事话语内部——特别是中短篇小说——抒情成分的增加。熟悉章回小说叙事话语的大众对于连篇累牍的心理描述缺乏耐心，西方小说或者俄罗斯小说推崇的“内心深度”以及“心灵辩证法”令人厌倦。大众更乐于接受的叙事模式是，诸多角色面目清晰，性格稳定，他们各司其职，始终如一地奔赴预定的人生目标与情节结局。尽管鲁迅抱怨《三国演义》“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鲁迅135)，但是，大众乐于按照这种方式辨认和巩固历史人物的道德面貌。20世纪50年代，托尔斯泰等一批俄罗斯文学大师的人物塑造享有愈来愈高的声誉，暗流纵横的内心领域被视为人物性格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作为这个时期的长篇小说标杆，《红日》《红旗谱》《红岩》与《创业史》开始自觉地平衡情节叙事与心理描述。如果说，莫莱蒂形容19世纪小说的“填充物”(fillers)指的是日常生活的物质性细节，那么，抒情成分显现为种种心理性细节。总结《红旗谱》写作经验的时候，梁斌曾经表示，他力图“摸索一种形式，它比西洋小说的写法略粗一些，但比中国的一般小说要细一些”——在很大程度上，“粗”指的是大刀阔斧的纵向叙事，“细”不仅增添了外部世界描写的密度，同时兑入众多内心活动(梁斌61)。然而，强烈的抒情气息骤然涌入小说，这个文学动向的再度出现已经到了20世纪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批评家曾经以“向内转”的概括形容这种状况(鲁枢元《论新时期文学》)。如同五四时期，人道主义的再启蒙造就了另一个抒情时代。抒情时代的标志是活跃的叙述主体：